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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师刘德海先生因急症不治，2020年4月11日下午2时25分溘然长逝。由于新冠疫情困于异国，苦于没有航班而不能刻返再见恩师一面，成为了我终生的最大遗憾。
在疫情的形势和每日急救车呼啸的笛声之下会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更多思考，刘老师发病的当日我和家人在万里之外，还谈起了平日里看到他老人家在校园散步时精神矍铄的身影和风趣睿智的谈吐，感叹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都令我们晚辈敬佩不已，也坚信他定是一位长寿的老人。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感应吧，噩耗传来我哽咽泪目，悲痛不已。
1980年十五岁的我有幸认识了刘德海老师，十七岁如愿成为他的学生，在他的身边学习成长，完成了本科的学业并成为了老师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在他身边一起工作，在恩师的福荫下事业更得以成熟和发展。不曾想近四十年岁月荏苒，师徒阴阳两界竟在瞬息之间。
刘德海的琵琶艺术世界可以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充满了人性的智慧和艺术的光芒。在这光芒的背后是一个艺术“爬坡人”不止的艰辛脚步，是留给后辈期望通往琵琶艺术之巅可循的足迹，是观照后人继承发展琵琶艺术的一面镜子。研究支撑其光辉成就的刘德海艺术思想、观念和方法，感受他的情怀，洞悉他的心语，对如何继承和发展琵琶音乐艺术都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说古人的话，说古人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更要说今人应该说的话。”
琵琶艺术的发展历史正是古往今来无数生命个体参与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成就了既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整体特征，又显现不同时代审美取向、不同流派风格特点、不同个体性格特质的琵琶音乐文化。面对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今人当如何继承发展？革命先驱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表达了对这一命题的真知灼见：“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刘德海深谙这一要则，年轻时就以此作为自己继承与发展琵琶艺术的志向，提出了“说古人的话，说古人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更要说今人应该说的话”的琵琶艺术观，并在他一生的创作、演奏、研究和教学中付诸实践。学贯中西，锐意创新，构建了鲜明时代特点和独特刘氏风格的琵琶艺术话语体系，开创了琵琶艺术史上的新高峰。
从琵琶艺术的传承而言，师承流派路径的多寡，也能反映出对传统整体信息了解和掌握的多与少。与同时代的琵琶人相比，刘德海在向传统流派的学习中虽是出一门而承多派，为他走入传统，洞彻传统，把握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德海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少年时代深受江南丝竹、戏曲等民间音乐的熏染。通过琵琶这件乐器走进了中华传统音乐的广袤海洋，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既经历过传统音乐陶冶又接受过现代音乐高等教育的专业音乐人。在学习琵琶的过程中，他曾先后师从过四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林石城先生的秀丽俊巧；孙裕德老师的亢爽苍劲；曹安和老师的质朴纯静；杨大钧老师的高雅细腻。都有侧重地加以吸收”。并兼得了“汪派的苍劲凝重；平湖派的诗情冲动；崇明派的质朴童趣；卫仲乐先生的厚实发音；李廷松先生的坚挺手形；吴景略先生(古琴家)的圆径手势……”。[1] 在秉承和沿袭这些综合优势的同时，刘德海并没有以名师“传人”自居，而是不断“主动以已知求未知”向传统“追根寻源”。在“师古”的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会读”古人“话语”的传言状态，竭力进入“读会”古人“心语”的神会层面。他对传统的学习和对流派的研究上，没有停留在仅对各流派具体的指法、技法、版本、风格的掌握和对师承脉络及流派划分的表述上，而是进行着“比较、对照、细思和详审”的艺术探究，把对琵琶流派的研究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广阔“时空观”之中，把琵琶艺术发展史作为研究的大背景，以琵琶流派的历史和现实影响为出发点，以人文精神为终极关怀，纵横立论，以史划派。以“站在东西方撞击点上审视琵琶”的广阔视野，对近现代曾对琵琶艺术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流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见刘德海艺术文集《流派篇》)。为后人开启了一扇学习传统和研究琵琶流派的“方法之门”。刘德海几十年来系列的艺术心得、文艺观点、音乐创作和教学理念的形成，都说明了他对传统琵琶艺术精髓的深刻领悟，并提出了“重新回归传统”的观点。而支撑这一观点的思想基础是对传统批判的继承，不是“复古”和“怀旧癖”的同义，强调在继承琵琶艺术传统中应秉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质含义。
由于中国音乐的继承发展是在构成其体系的哲学基础、艺术精神、审美趋向和传习方式上展开的，因而继承与发展始终相生相伴。继承与发展既包含方法论也体现艺术观。刘德海在深入学习和研究传统琵琶艺术发展脉络，感悟传统琵琶艺术真谛的基础上，构架了他“追求祖宗之活精神，不守祖宗之死法则”的方法论框架，并对其作了“继承莫要原封照搬，发展莫搞非驴非马”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他提出要以开放的态势站在客观的传统观之上继承与发展，发出了在继承中“保存和守住什么”，在发展中又“发现和创造什么”的时代和艺术家之问。仅用古曲《十面埋伏》一曲为例，在清末便有无锡派、平湖派、崇明派、浦东派、汪派的不同演奏及传谱。各流派对《十面埋伏》的解释从整体结构、段落的删减与组合，技法的施展、速率的变化、微观细节等各有特色和不同。（详见林寅之《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版本集锦与研究》）面对诸多的流派和版本，面对历史继承中的诸多困惑，面对如何使现代的观众正确地感受和理解传统，接受和喜爱传统的时代困惑，激发了刘德海“困则思变”的勇气和动力。正如刘德海的《十面埋伏》唱片1989年获得中国第一届金唱片奖后接受采访时的内心表达：“我这一辈子走的是创新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我在得金唱片奖之前是很苦闷的”。“因为我在我们这一代把这个《十面埋伏》给发展了，却得到很多的非议，说我这个不象传统的。但我认为,我这个《十面埋伏》在中国是被老百姓认可的，在海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正在这么一个非常痛苦迷茫的时候，第一届金唱片奖我获得了，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是社会给我的一个认同”。[2]
基于刘德海“立足于当今中国，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观”，他“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古代、现代、观众……忽即忽离、既古代又现代，似是而非的模糊道路”。提出了“未来的人文科学正在呼唤着琵琶艺术的发展，谁能作出科学的预言和勇敢的实践，谁就有可能占领二十一世纪”的琵琶艺术发展的世纪畅想。正是基于对继承与发展的整体思考，刘德海在对传统琵琶艺术继承中大胆地进行了“去芜存菁”，当代人在琵琶艺术的继承发展中更要强调对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要旨，反对被动的做传统‘音符、版本’的奴仆。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刘德海在对诸流各派的文化成因、艺术特点、历史地位与现时影响的学习与考量中，避免“消极保守地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进行着历史地分析肯定，理性地加以取舍。从现代人审美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琵琶前后两千年，传世之作却廖廖无几。挖掘古谱，颇为艰难，虽偶有破译，也难为今所用。号称琵琶传统经典十三大套，流传到今还能保住几套到舞台上去见观众? 又有几多派在多少人身上流着? 在广大观众心里‘流’着”的发问。他从艺术逻辑的严谨和音乐“情理”的得当出发，对诸多传统乐曲的题文关联，结构与段落铺排，技法的施展与内容需要的对应等细节提出了合理的探讨与质疑。
在琵琶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为了“不变”，是继承的发展，是为了使传统这条河流不致萎缩、凝滞、断流、干涸，是传统琵琶艺术历久弥新的根本动因。黄翔鹏认为“移步不换形”事实上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音乐发展过程的规律总结，刘德海对传统琵琶艺术的挖掘与创造，正是基于“移步不换形”这一包含着中国音乐流派和风格演变的逻辑框架。指出“宗不变不行，当然，突变也不可能”。“不变不行”是通过“去芜存菁”达到“至善至美”的科学艺术精神和对琵琶艺术发展的积极认识，是多年舞台积累与教学实践的心得。提出了“变的立题、立意、构思、布局更合理、段落更紧凑、技法更简炼、手段更丰满——试用新的语言使传统音乐‘变’得更动人”。他对一系列传统琵琶乐曲的“旧谱新弹”，体现了他个人的艺术智慧和追求，也体现了传统音乐的时代审美取向，洗炼了形式、丰满了内容、深化了主题、凸显了风格，赋于了传统音乐鲜活的时代美感，成为了传统音乐“推陈出新”的时代精典。
刘德海对继承发展的认识没有停留在“全面继承”和“移步”的层面上，而是把琵琶艺术的继承发展放在了“过去-现在-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时空背景下来思考。提出了“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和“另立新宗”的宏图伟愿。就两千年琵琶艺术发展的历史相比而言，琵琶艺术家个人的这一宏愿与其内容的设想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践性的理论基础已大大超越了“人们在艺术方面更多追求独特的风格和标新立异的风尚”这一表象规律的归纳。而是基于他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古典和现代哲学精神的比较与把握作为艺术思考的“原点”；基于对中西文化精神和中西音乐艺术本质内容、表现方式的比较与取舍作为走“兼容之道”艺术之路的选择；基于他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前瞻性观察，立足于中国、世界、现在、未来的艺术立场；基于他“直面参与各式各样撞击，‘追求’获得艺术生存的真正自由”的艺术家的浪漫、情怀和胆识。
刘德海的这一梦想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的改编民歌与时调，翻新琵琶旧作，移植外来音乐，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从一个成功的演奏家开始进入了音乐创作、教学实践、理论研究和更深刻艺术思考与探索的全面爆发期。正如“20世纪80年代，40多岁的我，开始有了寻根意识，探求人生意义，搁置“服务论”、“目的论”，进行“人生篇”的创作，我和琵琶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新家。80年代是中国最宝贵的思想活跃期，也是我人生艺术的重要转折。”[3] 在后来的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篇》、《田园篇》、《宗教篇》、《乡土风情篇》30余首琵琶新作相继问世，何昌林曾将刘德海投入巨大心力创作的这批成组的琵琶曲统称为“新弦索十三套”，乔建中评价为“重建了一套崭新的充满传统气韵也富有现代感的琵琶语境。”[4]
怀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高阔的人生境界，年届八旬的刘德海面对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格局，从古老的琵琶艺术和悠久的民族文化如何适应“现代性”的困惑出发，开始了更加深沉和宏大的思考。耄耋之年的刘德海依然思路敏捷，观点新颖，大胆建言，笔耕不辍。2016年11月18日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撰文，结合自己的艺术经历和心历路程，从文化的高度忖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音乐历史发展的得与失，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命题。打破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专利权，架构来自中国传统艺术领域属于自己的现代性表述方式，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艺术界来讲，最吃紧的一个事实是西方现代与传统决裂的二元对抗理念，百年来不断冲击着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文艺领域，其得有赞，其失堪忧，其患深虑，一切亟待估量评算”。[5]
刘德海在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人生中，以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浸润，怀着强烈人文关怀和自觉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如同对待生命一般热爱并励志发展琵琶艺术的责任和使命感，始终站在历史、现在、未来的时空高度，以自我、中国、世界的广阔视野，用哲学、科学、艺术的思想方法乃至宗教的虔诚，书写了当代琵琶艺术的辉煌篇章。
刘德海一生的实践是艰苦卓绝的，又是光彩照人的，饱含了他的呕心沥血和艺术智慧。其实践与创造的意义以跨越了现实的时空界限，琵琶艺术发展的时代脚步在他这一点上突飞猛进了，业以成就了他“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和“另立新宗”的宏图伟愿。他以优美的图式（详见《刘德海艺术文集》）勾画出支撑其艺术体系稳定基础的一个个“金三角”：“鼎力、兼容、优选”，“世界、中国、自我”，“天、地、人”，“古、今、洋”，“燃烧、纯青、结晶”，“艺术、哲学、科学”，其感性的表述和理性的思辩提炼出了他的艺术主张、艺术思想、艺术趣味所具有的深刻内涵，架构了刘德海琵琶艺术的完整体系，以全面、独特、杰出站在了琵琶艺术发展的时代最高点上。
刘德海老师的离世不仅是我们失去了一位恩师和亲人，琵琶界失去了一位智慧的先行者、领航者，更是民族音乐和中国音乐界的巨大损失。
作者简介：杨靖，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琵琶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学会副会长。
[1]刘德海：《凿河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2]中国金唱片奖官方网站，2003年10月7日。
[3][5]《刘德海高论音乐的“现代性”》，《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4]乔建中：《论刘德海对20世纪琵琶艺术的历史贡献》，《人民音乐》，2014年第10期。
《刘德海艺术文集》，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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