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华乐教，复兴文化精神——《国乐启蒙》专家研讨会选摘

时间地点：2004年4月11日　中国音乐学院
与会人员（以发言先后为序）：谢嘉幸、赵宋光、德音、樊祖荫、吴钊、李西安、李妲娜、吕建福、乔建中、楼宇烈、罗艺峰、凌紫、张振涛、逄飞、秦序、张前、曾田力、傅利民、张鸿懿、陈志音、林友仁、林大雄、邱章鸿、熊俊杰等、北大艺术系、一耽学堂、北大琴社、北大禅学社、中国音乐学院的同学
到会媒体：《音乐周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研究》、《小演奏家》等
整理编辑：德音

李西安先生：（1935—2020，著名音乐学家，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国乐启蒙》是从对人的身心健康、精神塑造有好处，从培育民族精神这个角度来选取所有的教材，这和我们过去所有的教材都不一样。《国乐启蒙》的选曲非常用心，非常好，录音也做得很好，因为我做过大量CD的录制，知道其中的艰难，能做到这样，让我非常钦佩。这件事情我认为现在已经有成品出来，还在一些地方做了实践的推广试验，我觉得这件事情意义很大，可能是件影响很深远的事情。

赵宋光先生：著名音乐学家，原星海音乐学院院长

我们首先要讲“精神”的复兴，不限于音乐这一行，而是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人”的构建，自觉的人格构建，这样的精神怎样才能复活起来？怎样能够传承下去？今天我们不但有了这个精神，而且有了实践，德音带给我们国乐进入儿童生活中的很多新的信息，令人鼓舞的收获和经验，这也是重要的教育工程在实践活动层面的宝贵启示。《国乐启蒙》是个先头部队，后面跟上来的应当是大量的音乐、舞蹈、体育、诗歌融为一体的完整的教育工程。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各个少数民族有非常丰富的音乐舞蹈文化，在我们当代的教育体制中，也应当充分发挥作用。我们要把教学中成功的方法经验进行总结并加以推广。……我们也在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今天听大家谈乐教和《国乐启蒙》的内容，怎样进入大众传媒，也可提些建议。

罗艺峰先生：著名音乐学家，原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象征，一种文化象征，乐教今天的复兴从我们陕西开始，我很自豪，因为我们来自周垣，来自这个古老的土地。……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合理设计的一种考虑。 一是回到古典精神。（亦作为回应我们的教育到底病在哪儿的问题） 无论东西方，在上古的文化精神里，都有一种未经分化的文化意识，那时候的人们不以为天文、地理、人道可以分科，古典的智慧高度认识到人类需要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需要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艺术与一切学科的统一。西方的七艺也好，中国的六经教育也好，它都包含了言说的技巧、思维的方法、伦理的原理、心智的锻炼、历史的意识、文艺的学习，竟是一种“全人”教育，“通人”教育，那时候的人们，情智是高度统一的。本来中国的人文精神从来就是如此。文、史、哲也就是词章之学、金石之学、义理之学，在古代人文教育里，是普遍的统一的知识，琴棋书画是人们学习的基本学科。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就是一个偏远小县的七品芝麻官也是通天文、地理、乐律的，他们的著作都谈论这个问题，懂得天文地理和乐律术数的小文人、小官吏比比皆是，知道笙歌舞词的也常常就是普通人。因为，古典教育的思想是文化统一性的追求，是学科统一性的追求。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现代教育的分裂，它不仅表现在学科的分别教育以 及情智的分裂上，还尤其在于把艺术不再当成是学问，不再看成是德行，不再看成是科学；不能不堕落为技术技巧，所以音乐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希腊人把音乐、天文、数学、逻辑并列考虑，现代人几乎不可理解，先秦的时候中国人把诗书礼乐、春秋、易数一起学习，现在人也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音乐起什么作用？音乐，仅仅被当作是技能技巧性的艺能，古典艺术哲学的精神死亡了，音乐也只能以没有灵魂的躯壳存乎其形而失了其神。 所以我认为，要复兴乐教，根本上就要回到古典的文化统一性、教育的统一性的深层命题上来，其核心，是重建中国哲学的“普遍联系的世界观”。 二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传统何曾否定人情？它是天人合一的。我们的传统音乐教育，礼乐关系过去的解释有可能是十分有限的。 三是，“乐，礼之深则也”。乐是感性的，把音乐作为感性文化，看作更为始源性的东西。对儒学的复兴、复兴礼乐等等提法，首先就要承认其中礼乐的价值。乐教的现代复兴，绝不是复古，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既不是以音乐技术学习为指归，也不是以社会荣誉追求为目的，而是一种安顿身心的要求。礼乐教化的本意正是要在有欲含情的艺术活动中养成人、教育人，从而提升人，所谓“成于乐”。所以，乐教里有舞、有乐、有诗、有歌，竟是一个统一的教育观念，一个承认情欲合理性而有德性追求的，其道之始在情、其道之终在义的身体力行的整体的教化。 在机器文明日益把人非人化的今天，此一文化设计的现代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下午第二次发言）我们传统的音乐教育，尤其是西周的音乐教育，结合舞蹈是人类早期的重大发明，他有现代的科学依据，并不是随性而起，可以找到相关论述来证明的。乐舞教育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作用超出我们想象，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发育，肌体发育、平衡能力甚至内分泌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补充）张鸿懿：音乐的活动不仅仅在大脑皮层，还有皮层以下、下丘脑、植物神经结等，与人的生命中枢关系更加密切。对人来说更古老的方式。

谢嘉幸：音乐能够超越语言。

赵宋光：音乐能够激活人。

谢嘉幸先生：中国音乐教育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学院音研所所长

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多年来音乐界和音乐教育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音乐学院以传承中国音乐文化为己任，当然应该扶持和支持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谈国乐启蒙、复兴，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来谈？中国音乐文化这些好的东西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在这100年以来，我们中国的两次西乐东渐和两次文化回应可能出现的高峰期之前，理论界的反思，教育界的觉醒，表演的介入，作曲家的呐喊，一直到媒体的介入，西乐东渐第一次是学堂乐歌，第二次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两次都是一种声音，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文化学上讲，我们有没有资格谈启蒙和复兴，我们现在学西方和100年前学西方有没有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只强调一点：没有自己文化的复兴是不可能有任何现代化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最打动自己的文化内容，一种文化的言、象、意是个整体，一个有机体不可能把自己整体抛弃，应该是以自己为支架来调整接受别人好的东西。现在实际上，我们是意乱神迷，找不到自己，把自己丢得太彻底了，所以只能是最深的浸泡在功利主义里。……

乔建中先生：著名音乐学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所长

中国的音乐教育，已经走过100年了，可以有很多要总结的。但是就在世纪末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出了问题，专业音乐教育有问题，社会音乐教育有问题，普通音乐教育也有问题，师范教育也有问题，大家都觉得音乐教育得了病了，得了病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于是各谈各的。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个德音，知道她的情况以后，很快就看到她的作品，确实非常感动。感动在什么地方？她取了另外一个点，她不在界内，她的角度很好，音乐界和文化界，跨界之界，而且从儿童做起，开始进行国学教育。 《国乐启蒙》这份教材，跟我们的想法真的不一样。要是我们来做，我们一定考虑程度啊，由浅入深啊，通常是分级、分类，但她不这样，她一下子就单刀直入。这个观念上的程度深浅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有障碍的，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好像应该从最简单的开始，这是长期受到专业音乐教育桎梏以后，一定会有的。但她没有这个东西，一下子进入，就进到中国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德音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个突破。 最后想说，重建中华乐教，这六个字，份量非常重非常重，我们面对的是已经100年的西式的教育体系，任务艰巨、任重道远！在理论上一起来做这篇文章，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实践层面，逆流而上，非常困难，任重道远。我们要利用我们每个人的岗位，利用一切机会，像她那样，包括家庭，身边的孩子，从一点一滴去努力，我们的后人才能记住今天开过这个会，叫“重建中华乐教”。

楼宇烈先生：著名文化学者，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乐教的含义不单纯是一个音乐教育的概念，当然乐教不能离开音乐教育。礼乐教化，礼教和乐教，礼教的概念就非常宽泛，它不光是一个礼貌，很多的方面，人际关系甚至涉及到政治制度、治国理念，这都属于礼教的范畴。乐教同样是这样，可以由浅入深，就像这本书里（《国乐启蒙》导聆）印着的一样“乐以载道”，乐教就是这个目的，就是由乐以求“道”，由乐而知“道”。乐教根本的东西就是这个。你会乐器的演奏，会吟唱戏曲诗词，这很好；但是不会技术性的东西，只会欣赏，也很好；主要是为了陶冶性情、体悟人生，体悟生命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悟人自己和肉体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音乐教育；但是从这个方面入手，也可以由音乐本身到诗歌的吟诵，到歌曲、戏曲等各种形式的演唱，应该是很宽泛的。我这几年也在一直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人文的精神具体的落实在礼乐文化的教化一个是伦理的精神，一个是艺术的精神。如果配合得好，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应该从推介《国乐启蒙》的产生过程讲到乐教的重要性、迫切性，再来一步步推展出来。

樊祖荫先生（著名音乐学家，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德音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国古典音乐，我们过去虽然也提过，但没有特别的重视，就是把中国传统音乐分为古典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当然分法还可探讨，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按黄翔鹏先生讲法是高文化音乐，这有它的积极意义…… 第二点，《国乐启蒙》是面向大众做启蒙教育工作，但把重点放在对儿童的教育，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1986年我去莫斯科访问，参观幼儿园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原以为他们是放“小鸭、小鸡”之类给孩子听，不是。听的是什么呢？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放完之后与孩子们讨论，孩子们都积极地反映，说得都不一样，不管说什么意见，老师都说好，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让孩子们听这么难、这么复杂的东西？后来明白，他们的目的就是灌输俄罗斯的优秀文化给儿童，孩子理解力深浅都不要紧，学文化的时候不一定要由浅入深。所以中华乐教对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优先考虑，这是我非常大的体会。复杂与简单是相对的，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感性的东西，培养接受能力，孩子们如果每天听的是交响乐，听多了就习惯。而且，还是要讲究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交响乐也可以听，但俄罗斯人放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绝没有听到中国的东西，我们也应以中国的为主，这还是应该很清楚的。如果从小培养，从小听中国音乐，大了就不会不习惯，他就会有感情，而不是一放中国音乐就觉得土。 第三点，这件事情完全靠个人，还有问题，应该有一个团体。另外要加强宣传。……还应该有一个正式的阵地，正式的音乐期刊刊物，我们应该优先发表。

吴钊先生（著名音乐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国乐启蒙》意义很大。从民族振兴的角度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从小就能接触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其中，音乐当然是最能影响人的。音乐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所以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重视音乐教育。……要原汁原味的传统的东西交给他。我个人是从事古琴，古琴已经成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联合国的精神，它讲究传承，就是把传统的东西保存下来。比如八大山人的画，很简单的几棵树，在这个画上添上几棵草，看起来比过去漂亮，实际上都糟蹋了，我们的音乐也有类似的情况。原来简单朴素的旋律，去演绎得很繁复，再加上配器，都是西方手法，实际上很多都并没有表达曲子的原意，是有这样一些问题。在古琴当中，结合我个人的情况，一直考虑怎么让小孩子接触古琴。儿童时代学到的东西，终生难忘，一辈子都受益。自古以来古琴音乐就以修身养性为目的，这非常有意义……

凌紫老师（《小演奏家》执行副主编）

……我们现在所有的院校里，一个人的学术能力评价、评职称等等，英语肯定要考，而没有人去考核国学的程度。我们好像忽略的距离真的是太远了。我这三年有很多机会到基层调查，非常惊讶的是，我们的音乐教育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技能训练，衡量标准就是一个考级，甚至到只要一个作品的若干小节能弹好，就能够考级通过，考过较高级段的学生都不能完整弹奏一个经典作品，这是教师的引导问题。所以我觉得《国乐启蒙》它警示、启示我们所有的音乐教育者，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要找到传统 文化的根基。国外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他们本土文化的培养，但我们的国家却不是这样。 去年，我去云南。一个医院的医生，他就自己主动充当当地的音乐教师，他教得很差、不规范，考级乱七八糟，后来才知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积攒起来，到城市里去上课，再回来教。后来这个人累死了。前年，我在山西，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学习音乐，但我们受了音乐教育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回到穷山僻壤？所以，德音做的这件事，帮助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伸长了臂膀，把音乐传播得更远。把高起点的、精品的音乐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先听到，然后再考虑其他更多的问题。

张振涛先生（著名音乐学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所长）

……实际上我们中国传统很多的东西，都没有给它很好的评价，比如智化寺的谱子，我们的工尺谱、减字谱等等。人类历史上只有我们中国和意大利（五线谱），就两个民族创造了记载音乐的记谱体系，而我们曾经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把工尺谱、减字谱当成封建糟粕的东西。对下一代的教育如果没有养成中国文化自己的观念和内蕴，就会出很多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把自己的谱子当作最简陋的东西，而不懂它其中许多妙处。还有就是对中国音乐声音的概念的完全无知。 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就习惯于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音色，如果天天听，就会不一样。国乐和国学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叫国乐，我觉得应该提倡这个词，最早的国乐教材，杨荫浏先生的，就叫《国乐概论》。我们不要去较真，能够明白就可以了。叫民乐呢，我感觉比国乐低一格。（吴钊老师插：这个词本就是中国的旧词）。小孩子的教育就是熏陶，耳濡目染，《国乐启蒙》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里面还配有大量的诗歌，把诗词歌赋融在一起，这就是一条新路。常年从事音乐的人，往往有盲点，总是太过于技术化。 另外，应该充分调动政府资源等（来做这件事）……

秦序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研究员

中国传统乐教强调“文（乐）以载道”，礼乐教化以音乐来移风易俗，这是音乐的社会教育功能。……传统和经典是很难超越的，音乐是一种艺术，价值是永恒的，只要是传统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传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任何文化都是积累的，传统都是积累的，艺术也是积累的，所以我们要是不理解，就会对传统认识不足。文学艺术，到了危急的边缘，仅150年我们的文学艺术断了，文化是依附政治和经济。没有了传统，创新何从谈起呢？我们要有保护传统的使命感。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全民教育中，从上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都要让他们知道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另外，文学艺术的判断标准，不能说先不先进。贝多芬是否比阿炳先进？摇滚是否最先进？！…… 

张前先生：著名音乐美学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音研所所长

……《国乐启蒙》给我的启发，从教育的观念和思想上有两点：一，音乐的教育首先是培养人，培养人的精神、心灵、情操，这个方面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她的做法从中国传统的乐教，音乐和诗学、文学，人文的 结合起来进行的，讲求音乐的非常深刻的美学、人文的内涵，而不是把音乐仅仅作为一种娱乐、一种形式来看待，而这在专业的音乐教育中这还是个问题，还没能实现，那就是：音乐所起的作用，根本点应该是在人的熏陶和培养上。二，怎样进行音乐教育？在我以前的思想来看，要用适合儿童特点的儿歌之类，是比较简单的。通过德音的做法使我受到启发，……把最好听的音乐让孩子们去听，不要仅限于儿歌，儿童潜移默化接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这样的教育思想很有新意，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点启发，怎么样来从音乐理论上来研究中国古典音乐，研究它的美学的、艺术的特点，人文的内涵？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启发是我们音乐美学理论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过去的研究偏重于文献学，对音乐自身的研究很欠缺，中国音乐美学、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它的特点、内涵，区别于其他民族、区别于西方，她的独特性在哪里？我们有几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透、比较深、讲到位？很少。这就给我们今后的理论研究提出一个课题，怎么样把中国古典音乐，传统音乐及其音乐美学讲清楚，这对我们下一步的教育非常需要，这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曾田力教授：中国音乐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录音学院教授

我从小是中央音乐学院学钢琴的，怎么会忽然对传统音乐产生非常强烈的渴求呢？为什么对德音做的这些事觉得如滴甘露呢，说起来大家可能难以相信，就是我在居庸关的山里住了八年，真山真水，让我突然对中国的传统音乐产生强烈的情绪，并且非常的惭愧，50多岁了，我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如果我对中国文化的精髓都没有感觉到，我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这几年我非常强烈的彷徨，这是一个巧合，让我在广播学院给学生开了一个学期的中国音乐课，为了上这个课，就钻到这里面，这一轮课讲下来之后，就在想，我们文化中有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传统的音乐，能低于他吗？中国传统的音乐它美在哪儿？它的价值何在？现代人如何去感受它？我在真山真水中获得一种感觉，我觉得中国文化是在自然中产生的，产生了一个动力，在山里听古琴。我做了一个试验，请了中央院的一个博士生弹琴，把北广的硕士生拉到山里去听，我说出来就非常感动……。我受到的文化教育是在误读中国文化，我这一代人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教育，都是批判的，这责任不在我。我听到的中国音乐也不都是真正的中国音乐，已经改造、肤浅化了，我这几年，我无意去修行，但深深地体会到，要搞乐教，不能离开自然山水，不能离开乐舞诗、中国的哲学。 今天我们的学生接受起中国音乐的时候比接受西方音乐更难……所以《国乐启蒙》这件事，它的意义不止是几首曲子。……我很想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我到哪里去学？……西方的古典音乐是从贵族音乐发展的，中国的不能仅仅只是民间的，文人音乐中渗透着精神的东西。我对你（指德音）的理解，是想从音乐中发掘人性的伸展和中国人对宇宙的感悟。我们要痛苦的承认我们的文化断层，我们要痛苦的承认我们的文化身份在失去，几十年的教育都让人家把魂给拿去了，要有勇气承认，要把她找回来，要找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灵魂驻扎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感动，我现在非常想学，开始学书画、也买了古琴，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感悟的同时，也必需去做……

李妲娜：原中国音协音教委常务秘书长、中国奥尔夫学会会长

（上午提问：关于“国乐”、“复兴”及“重建”的提法，是否准确合理等。以下是下午的第二次发言内容）……我是管弦系毕业的，正像我刚到音乐家协会的时候，我们头儿对我说：“我承认你对西洋乐懂得不少，但对中国的民族音乐不懂。”从那以后，我发狠地补课，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的根底还是很弱很弱，今天一开始提了一些个幼稚的问题，但因为我将面对广大的教师，我要是自己弄不清就不能教给老师，也就斗胆多问了一些问题。大家讲了以后，我觉得很受启发。

要让我来讲的一些东西可能很难说，我先谈一点，我的体会，我们这个课题，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不论老专家还是年轻人都是任重而道远的，非常艰巨。这些年做的工作谈何容易？我们音乐界、音乐教育界存不存在欧洲中心论？有的权威甚至都不承认，但套用的统统是西方理论。最近我们有一个杭州的老师打电话，家长说你怎么什么都没有教？音乐教育界两大误区，一个识谱，一个是知识点在哪？好像不教识谱和知识点就不算教音乐，这是音乐教育的误区！我们可以看看，研究院和学府，下来是成千上万的高师毕业生，这些人学的是什么东西呢？起码的对于音乐的了解有多少？更不用说对于中国音乐的了解了！

第二点，我经常呼吁，老是说不重视民族音乐，拿出对民族音乐的解释来，老师上课讲故事都愿意听，一放音乐孩子们就开了锅了，到现在对民歌还是那几种分类，理论跟实际脱得很远，你怎么让他们真正体味？这包括美学、音乐文化学、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对中国音乐的解释（一整套的中国音乐思维的理论体系）。用更新的方法来介绍中国音乐，很缺。再说个例子，广州的一个音乐老师，课题组让他做一个鼓文化的资料库，北京图书馆能有吗？音研所可能有一点，上哪里能够找到鼓的音乐？中国文化太丰富了，这样的工作让一个老师来做实在太难了，应该是我们研究所、音乐学院来做的事。所以我呼吁，现在这件事要落实，每个人要从自己脚底下做起。跟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能够教他听中国音乐，具体怎么做？这些年我们利用奥尔夫教育体系，做了一些尝试，我做的事情就是把研究者的理论给我们的音乐老师教他们怎么做？【比如幼儿园的课，怎么拿着不让他发出声？发出什么声音？什么符号做出记录？用它让孩子们即兴创作，给他们看有关的录像，他们就进一步的知道，还有鼓在生活中的运用，来做这样的课例。】像早上罗艺锋院长讲的，艺术由人而发，由情而起，你的肢体语言（舞蹈），空间上怎么去表达情绪？还有合唱伴奏等，来进行这样一个综合的课，深深地印进学生们的脑海里，让他们慢慢去体味古典文化的味道，让学生自己来谈体会。尝试我们的课例，用一种综合艺术的方式，当然不仅是音乐，能不能通过其他关联的艺术手段来领悟。包括大学生，谁能够做得津津有味，让他们能够听进去，不是游离于音乐之外，是走到音乐里面，去感悟。布鲁纳说过：“什么都可以教给孩子，关键是怎么教！”我同意早晨樊祖荫老师讲的，小孩生来就可以听莫扎特、贝多芬，他能够去感觉的，不仅仅表面的感觉，而是音乐的内部。后现代艺术教育，是要走出学科中心，走向综合和人本，在艺术里面“情”本位，我们长期把价值判断做根本，而乐教虽然是古老的传统，恰恰是最新的教育理念，找到乐教在今天更高的东西，挖它本质的东西。现在新的任务（国乐的内容）来了，我们还都得要好好学。

老桐：金陵文化学者，吴门琴人

“国乐启蒙”的提出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国学启蒙”，“国学启蒙”的大背景是近十年来开展的一场对少年儿童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这个教育的开展是针对整个教育重视技能、重视知识、重视谋生，而没有重视人文、注重素质，注重整个人格的养成的大问题。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着重在完整的人的培养，是培养君子。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着重在知识技能方面的谋生的角度，针对这么一个偏差，有识之士提出了经典教育这么个思路，并做了大量工作。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文化不仅是文字经典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礼乐文化，音乐经典的教育也非常重要，在这个角度提出“国学启蒙”加上“国乐启蒙”，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德音提出的“国乐”并不是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的，而是文化概念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应该是儒释道的文化。……为什么叫重建呢？因为中华乐教确实断层了，刚才德音说过，中华乐教可以说是上古的圣贤之教，也是孔子倡导的礼乐之教，这个礼乐之教到了汉朝以后就失去了传承。秦汉以后，无论汉朝的乐府、唐朝的教坊都不是乐教。都已经划分为专科的、为了声色之娱的娱乐……。所以，音乐艺术教育的角度培养艺术美感的熏陶；而从文化的高度怎样培养完整的人，这是我们传统乐教最优秀的地方。

音乐的角度提出“重建中华乐教，复兴文化精神”，我个人认为，是切中时弊，的确非常重要！

乐教的根，是心性之学，这门学问对于个人而言是修身养性，包括修身齐家，对国家而言，宏观教化是儒家独一无二最优秀的一个根本的学问。乐教在文化上属于礼乐文化，对个人而言就是培养安和祥乐的有德君子；对社会而言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就是儒家“平天下”这样的理想。乐教在教育上是“诗书礼乐”的整体教育，在音乐上，不同于近代以来音乐艺术这个美学范围的理解。乐教它的目标在《礼记》中讲了“先王以诗书礼乐造士”，乐教的目标是培养君子，培养有社会理想对国家有责任感的有用人才，跟现代教育的目标有所不同，它的目的是“造士”。那么，乐教的原理是什么？“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礼是通过外在行为对人的影响。我们的古文经典，小孩子不能理解，其实0-13岁，在他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教给他最好的东西。他们的理解力最强，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从通常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考虑，小孩子不在于懂不懂，应该在他们吸收最好的时候给他们最好的东西。范仲淹、孔子等等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它服从于德，服从于培养君子，这些都是最早的乐教。另外，“君子以琴书自娱”，七弦琴中的乐教没有失传，弹古琴并不是为了娱乐，我个人就是一个琴人，对这个有一点体验。

逄飞：一耽学堂总干事

我是70年代生人，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学堂的定位是为文化的传承、延续和复兴做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怎么进行自己个体和族群大众的生命安顿。我就想到公益组织的形式，做义工教小孩子的同时，也是培养年轻人的文化职责、社会担当，这是一个重心。公益指向最终落实在学堂和书院的制度，要培养博士和硕士的讲学意识，在教育实践中发现自己，教小孩子只是一个附带的作用，也是社会功效的一个主要方面。刚才很多老师也讲过了，中国文化的教育根本是一个人的全面教育，我们要重新发现人、振兴人，培养完善的人格、完美的人，这是人的自我发现。体制内的教育是知识技能的传承，同时另外一个方面，生命的心性层面的建设不会因为你的阶层、地位、职业而自然完成，对生命安顿的需求，很需要体制外的补充。春秋的时候，夫子的文化下移，人自身的问题是每个生命都有发言权的，所有的文化精华都有自己的土壤。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演绎出来的文化载体，我们要重振大众层面的文化觉醒，有了私学的振兴，才有一个真正的文化振兴。为这样一个文化的复兴，我们来做铺路石、垫脚砖。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文化平台，青年人应该是先行者。

傅利民：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这种举措，让人激动、钦佩。我们国家在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课题，我现在手头也在做民族器乐配器的研究，但我觉得很惭愧，我们做过一些努力，像我，拿到课题后，还没有像德音那样做得那么细致，到位。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从现在起，都应该对中国音乐文化承担起重要的责任。音乐教育本应该是音乐学院里面最优秀的学生来学的，而现在往往是弹琴不怎么样了，才去学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应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它应该把技巧和文化的东西高度结合在一起。我已经跟中国音协、音像出版社取得联系，去年10月份平谷研讨会，把我的设想宣读了一下，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点点滴滴的做起，以后就可能会越来越多，有可能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国乐振兴、乐教重建、复兴文化精神做起来。从最古老的古琴开始，负载着中国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约我尽可能挖掘古琴方面的东西，现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散见于民间的乐种大量的存在，还有录音方面的投入，研究等，在这一块比较薄弱，民间乐种等等如果都能够把它挖掘整理出来，贡献就是不可估量的。今天非常感谢德音提供我们这个机会，大家一起研讨来发展国乐。

张鸿懿：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副会长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今年我很希望在我的音乐治疗中加入“中国传统音乐当中的养生和修养心性的观念研究”的课程，给中央院的建议已经写了，罗院长您也得帮忙，这是中国音乐治疗建设很重要的一方面。另外，我的工作对象，0-6岁的智障，让他们学会生活技能，减轻社会的负担。今年我们第一个音乐治疗的学生走上社会，在关工委启智培训中心，中国0-6岁智障儿童138万，还不算学龄和其他障碍，这个领域的任务还很艰巨。前面我们花两年半做了个课题，关于儿童孤独症，从原来完全漠视环境，在我们的音乐治疗中逐渐进来了，做一个音乐表演，唱了一个歌，他在旁边自己也跳起来了，他就感受到美感，和任何人都没关系，但他和音乐有了关系，是被音乐裹挟的，通过2年半之后，这孩子还参加了语文课的表演龟兔赛跑，这种绝症能够到这个地步是很少见的，非常能说明音乐的功能，不管是国乐、爵士乐等，音乐就是人心灵沟通的最好的工具和载体。日本认为，音乐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最好的工具，治疗人的心灵。中央院找了三位美国心理大师，2个单元的课上，把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性，几乎崩溃，在现场治好了，那完全可以看出音乐的力量。坐我旁边的武汉中德心理治疗医院院长说他们做精神分析跟病人对峙，很久都做不好，进不到病人的心里，音乐疗法两个单元，就治好了。在美国，那些黑人，在生活没有办法，唱蓝调支持他们生活下去。这些都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个题目，重建，决不是原封的，复兴，也不是跟以前一样，各种各样的复杂，必须用多元的音乐和文化对付复杂的地球，但是我相信我和德音能够携手为社会做出贡献。

陈志音：《音乐周报》副主编

其实媒体说话是要用文章来说，昨晚李西安老师通知我来参加今天的会，我惭愧地说，我真不知今天是什么事。听了这么多发言，谈几点感想。去年我在《环球音乐》上发表的文章，叫《从文化相对论看中国音乐现状》。我举了几个案例，大家可以看文章。我也是从小在音乐学院长大，其实这就是中国音乐教育的现状，都是西方的那一套，在四川音乐学院对面是四川省川剧学校，我很好奇听那个锣鼓，我母亲就不许去听，她是学美声的，说应该听交响乐。等慢慢长大了，这些在文章中都有，我到云南插队六年，文革时候78级，当时学乐器对我们来说是改变命运的，知青到了云南的边境，教老职工的孩子，那些孩子后来都走出了大山。知识改变命运，音乐同时也塑造人，这是第一点。另外，还说文章的事，我一年要听200场音乐会，绝大多是交响乐，民乐的非常少，为什么不去听民乐，因为我觉得民乐不纯粹。当知青的时候，我开始学琵琶，弹了16年的琵琶，但大学后我教钢琴，就不弹琵琶了，学钢琴的多嘛。如果中国的音乐舞台只剩下交响音乐，那就是文化僵硬的表现，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所以，今天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觉得这件事确实做得特别有意义。中午我们还谈到，当年外国的传教士，特别具有奉献精神，可以到云南怒江边那样偏远之地去传道。我们今天音乐学院的学生有几个愿意去那样的地方。如果音乐不传播就没有价值了。

《国乐启蒙》为我们提供了教材，接下来就是传习，教学方法的研究，奥尔夫、柯达伊那些都是方法，我们有这套教材就是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我更愿意把他说成营养品，儿童在成长的时候需要心灵的营养品，他们现在是极度匮乏、不均衡，纽约、巴黎伦敦、北京的青年都穿同样的名牌、都看NBA（田青说的），没有了文化的多元，在无意识中慢慢丢失了自我，我们不能没有自己传统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初次见面的小姑娘，其实真是像李妲娜老师说的，任重道远。我特别惭愧，文化身份的问题。再说一点，她选的不是民间音乐那些，是文人音乐，圣贤音乐为主的，这个特别高明，真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要培养放牛娃，不是那个问题了。应该是要整体往上提升。还有一个问题，在坐的有很多年轻人，我们更需要年轻人，精神的传统和文化的传承是需要年轻人的，而不是整天都只看到很多白头发的人。

(注：陈主编报道本次会议的文章见《音乐周报》2004年4月30日)

熊俊杰：艺术研究院音研所博士生

我发现，现在我们的文化精神中缺了两点：尊重、敏感。在我与国外进行音乐合作的时候，国外的人并没有欧洲中心论，是平等的，而我们不会表现中华文化的意蕴，而我们合作的时候发现，它实际上是很尊重你的，关键是我们要尊重自己。二，我们中国的东西气韵生动、活泼灵动、博大精深，但并没有被敏感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