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雄教授:中小学音乐课应教授中国乐理常识

主持人语

曾经,欧洲人以为人类音乐只有一种,就如同地球空气只有一种。

但是,人类食物都并非只有一种,何况人文属性极强的音乐?世界各地的音乐,有着各地不同的源头、汇流、历史、社会、教育……如果音乐不只一种(这早已被比较音乐学证实),那么乐理当然也不只一种(除非我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令人心痛的是,如今中国音乐教育却普遍认为人类音乐只有一种,即本文指出的,“远法德国,近效日本”的“新式学堂”谱系以来的西方古典音乐。

“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中国,到最后就成了评判中国。”套用政治学家郑永年的这句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用西方的音乐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中国音乐,到最后就成了评判中国音乐。”

人类音乐大花园的多彩,离不开中国音乐的颜色;中国音乐的颜色,离不开中国乐理的应用;中国乐理的应用,离不开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奋斗。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中华民族是非常热爱音乐且重视音乐教育的民族。孔子当年办学,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礼”居首,“乐”居二。孔子还说:人的教养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学习完成于学音乐。

因为儒家重视“礼乐”,要求以“礼乐治国”,同时古代有“同律度量衡”的实践,所以汉代提出“独尊儒术”后,“乐教”成为中国人的光荣传统,重视音乐基本理论的研究、实践与教学,更是历朝历代的国家要务。

什么是“同律度量衡”?研究音乐理论为什么能成为国家要务?古代建立新的王朝,首先要制定新的标准音高,在我国称为“黄钟”。有了新的黄钟音高,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他十一个律的高度,才能根据黄钟的音高建立起来。黄钟、大吕等律管,用下端封闭的竹管制成,待黄钟音高确定后,其管长便是这一朝代的九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成为“度”的标准。黄钟音高不同,各朝代的尺也不一样长。用黄钟律管装小米,装满后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为“量”的标准。“衡”的标准则用黄钟律管中小米的重量来定,一管十二铢,两管则为二十四铢,为一两,这是“两”的来历。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千钧一发”中的“千钧”就是三万斤。

同时,音律又和历法相通,黄钟、大吕等十二个律又和一年十二个月相联系,每个月分别对应一个音律。只有了解度量衡是根据黄钟音高决定的,而音律又和历法相通,才能理解古代圣贤们说的“黄钟为万事根本”和“礼乐治国”,也才能理解在现代学校中被看作“小三门”的音乐,在古代怎么会成为国家要务。

正因为重视乐理,从事研究的人多,在从周代到明代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我国音乐理论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中国音乐学家从西汉开始,经过数十代人、十六个世纪坚持不懈努力,最终在明代由朱载堉(1536-1611)发明了十二平均律,为人类音乐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除平均律外,我们的祖先在音乐理论方面还有许多创造,如春秋晚期铸造的,音域跨五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的曾侯乙编钟,曾用来演奏《欢乐颂》和《交响曲1997:天·地·人》。这套编钟也证明了先民们在音乐理论研究上达到的高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我国音乐及乐理成就引以为荣。

可叹19世纪末,我国“远法德国,近效日本”,建立起以“学堂乐歌”为基础的音乐教育体系后,中小学校不再教授中国乐理,致使中国乐理在中小学乃至整个音乐教育体系中缺失。甚至连音乐学院中的一些教授也不懂,还有人批判“宫商角徵羽”五音和“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对应是“胡说八道”和“牵强附会”。其实,以“金木水火土”为中心的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也是中国乐理的基础,“宫商角徵羽”五音和“东西南北中”的对应,正说明了古代各地音乐调式的不同。北方和羽相联系,西方和商相联系,南方和徵相联系。今天民歌调式法分布情况,不还是北方羽调式多,南方徵调式多,而在甘肃、青海一带商调式多吗?

中小学音乐教材是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和领会中华民族艺术精髓的重要渠道。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和指示,教育部已经在2022年颁布了《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其中明确指出,要教育学生“学习和领会中华民族艺术精髓,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达此目的,许多出版社在修订各自出版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教材时,都进行了相应的落实和体现。笔者应邀担任西南大学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艺术音乐》主编,与参与编修教材的老师们努力将包括中国乐理常识在内的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有机融入教材。老师们精诚团结,目标明确,在工作中始终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站稳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立场。教材内容特别关注民族性、时代性,希望能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形成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思想和情感认同,推动中、小学音乐课教学的发展。

我想呼吁大家把中国乐理的内容编进教材、融入教学,这将有助于促进艺术教育与时俱进,有助于青少年学习和领会中国文化的精髓,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杜亚雄

河北人,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主任,为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获国务院人事部颁发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社会主义文化勋章。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6年及2006年两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基金奖励。1997年获得中国文联德艺双馨会员称号。曾应邀先后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多所大学和音乐学院任教和讲学。有50多本专著问世,并用中、英、匈文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400多篇学术论文。

文章来自音乐周报公众号,侵删

德音乐教转载发布

排版:嘉灵

审核: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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