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峪关搜集民歌的经过

杜亚雄

2019年4月，程国仁先生给我寄来了《嘉峪关政协》杂志2019年第一期，上面刊登了赵建国先生写的《嘉峪关民间文艺十大集成收集整理始末》一文。文中记述了嘉峪关市的文艺工作者从1987年5月到1988年初在市文化局的领导下，完成十大集成的过程和工作情况。文中指出十大集成中的“民间歌曲集成”“由于群艺馆的杜亚雄先生几年前已搜集整理编印成册，故没有列入搜集整理计划，实际上嘉峪关只搜集整理了九大集成。”在赵先生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有关《嘉峪关民间歌曲集成》搜集整理的情况。笔者写作本文，主要是想提供一些材料，以供以后研究当时的情况和《嘉峪关民间歌曲集成》的人参考。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音乐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计划（草案）》，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甘肃省音协委托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完成河西走廊地区各民族民歌的搜集任务。1964年春，系里派卜锡文老师、贺尚仁同学和我一起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采风，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搜集了40多首民歌。通过这次采风，我认识到裕固族民歌的重要性，而对它的研究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

1968年夏，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铁路局工作，但为了能够继续搜集和整理裕固族民歌，我决定和分到酒泉钢铁公司的同学关先智交换，他留在兰州，我到嘉峪关去。因为当时只有嘉峪关离肃南自治县最近，到嘉峪关以后可以继续搜集和整理裕固族民歌。

裕固族是古代回鹘一支的后裔，原来生活在蒙古高原上。公元840年，由于受黠戛斯人的打击，回鹘汗国崩溃，回鹘人分三支向西、南迁徙，南迁的一支来到河西，在张掖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其他两支回鹘人都到了今天的新疆，一支到吐鲁番，史称“高昌回鹘”，另一支到了南疆和帕米尔以西，史称“葱岭回鹘”。这两支回鹘人后来发展成维吾尔族。西夏建立以后，甘州回鹘为西夏所灭，回鹘人被迫迁徙到嘉峪关外，生活在一个称为“西至哈志”的地方。元末明初，伊斯兰教扩张到了“西至哈志”，甘州回鹘的后裔又被迫东迁回其先民居住过的祁连山北麓和河西走廊中部，这些人后来就发展成了裕固族。裕固族和维吾尔族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民族。

直到20世纪中叶，裕固族人还和他们的先民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根据语言学家研究，裕固族保存了上古时代的语言。一个民族的音乐不可能脱离其语言而存在，因为裕固族人民保留了古代的语言，他们的民歌就可能保存了许多古代因素，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要研究裕固族民歌，就要了解河西走廊的历史和当地居民变化的情况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民歌。这样才能了解裕固族民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那些影响，排除了受影响的因素，才能找到包含在裕固族民歌中的古代因素。

霍去病在河西走廊战胜匈奴后，汉朝在河西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大量汉人开始到这里繁衍生息。但到公元10世纪，河西被西夏占领，汉唐以来定居于此的汉人逃亡殆尽。直到明初，政府才从江浙和中原向这里移民，汉族又开始在这里生活。因此，现在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汉族人几乎是和裕固族一道迁来河西的，不过汉族大多从东边迁来的，而裕固族则从西边迁来的。因此，我1968年9月到嘉峪关后，就在继续搜集和整理裕固族民歌的同时，便开始搜集嘉峪关地区的汉族民歌,以用于比较研究。

当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民歌被打成歌颂“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封建主义大毒草”，不能公开唱，更不要说要搜集、整理和进行记录了，所以这一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要搜集民歌，困难很大。首先，民歌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不敢给人唱。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些歌手后，他们往往非常害怕地对我说：“我唱歌的事，每次运动中都如实地交待过了，以后再也没有唱过。”另外，当时人民公社的社员都要依靠在生产队劳动，记工分取得粮食和报酬，如果歌手得不到工分，也不可能抽出时间来为我唱民歌。因此，即使找到了优秀的歌手，还要动员基层干部（特别是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同意在民歌手给我唱民歌时，同意给他记工分，他们才可能为我唱民歌。最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耳朵听辨，用纸笔一句句地记，耗费的时间很长。这使在当时搜集民歌，要比1979年中央发文件，命令各级抓紧时间，搞好民歌集成的编辑工作以后要困难很多。

搜集民歌，首先要通过广泛调查找到当地最优秀的歌手。在到达嘉峪关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酒泉钢铁公司人事部门就把我和所有当年分到酒钢的大学生都派到安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那里碰见了大学的同学、被分配到安西工作的郝玉璞。他是离嘉峪关市区不远的酒泉新城人，也非常理解搜集民歌的意义。他对我说他的父亲郝光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歌手，会唱许多民歌。我回到嘉峪关后，马上按照郝玉璞提供的地址，找到他父亲郝光柱先生。

因为我是郝玉璞的同学，郝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曾经当过干部，很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立即为我演唱了《小放牛》《张良卖布》等民歌。他所演唱的《小放牛》是我在这么多年的采风生涯中所见的最完整的一个版本。郝先生不但热情地为我唱民歌，而且主动带领我去找当地其他的民歌手，所以我在新城很快就搜集了二三十首民歌。    

后来，我曾在文殊公社河口大队住过一年，任务是为酒钢公司中学看农场，在那里我曾广交农民朋友，认识了在该公社团结大队的农民赵帅真。他在大队里当电工，很喜欢音乐，当我向他打听当地的民歌手时，赵帅真对我说团结大队四队有一个崔子贵，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民歌手，他还说四队的小队长是他的朋友，可以安排崔子贵为我唱民歌。赵帅真找到了团结四队的队长，这位队长不仅动员崔子贵给我唱民歌，并同意给他记工分后，崔子贵才同意为我唱民歌。

崔子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歌手，他会唱的民歌不仅很多，而且歌词记得特别全，唱起来从来不出错。如果他至今健在，应当是国家级的民歌传承人，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称号。

我不仅在新城、文殊搜集民歌，也到嘉峪关公社采过风。嘉峪关公社坐落在嘉峪关城楼下面，而城楼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又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素有“河西重镇”、“边陲锁钥”之称。在这里，两千多年前开辟的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的“丝绸古道”及历代兵家征战的“古战场”烽燧依稀可见，而此地的老百姓则大多数是明代从全国各地到这来戍边的军人的后裔。嘉峪关公社当时辖嘉峪关、黄草营和安远沟三个大队，我都去采过风，但收获不如在新城和文殊两个公社大。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一共搜集了200多首嘉峪关民歌。在搜集汉族民歌的同时，我还在嘉峪关搜集裕固族民歌。嘉峪关离肃南县的祁丰区不过十多公里，我常在节假日骑自行车到那里去找裕固族歌手搜集民歌。同时，我的裕固族朋友贺玉山当时在西沟插队接受再教育，他家住在酒泉县城以东的明花区，嘉峪关市正好地处西沟到明花去的路上。贺玉山的妈妈恩情卓玛是裕固族最优秀的民歌手，她去西沟看儿子，总要经过嘉峪关，给我唱民歌。此外，还有不少裕固族同胞要到酒钢医院看病，我也找他们给我唱。就这样，我在嘉峪关也记录了近一百首裕固族民歌。

1978年，我考上了研究生，离开嘉峪关群艺馆去南京艺术学院上学。临行前，我把我搜集的民歌资料给了刘恩玉。刘恩玉是山东人，原为酒钢动力厂工人，因喜欢吹笙，调到嘉峪关市文工团，后又调到市文化局主管群众音乐活动。我离开时，馆里决定由他接替我的工作。他很热爱民族民间音乐，我估计如果嘉峪关要搜集民歌，一定会由他来管，所以把民歌交给了他，希望以后有用。

我离开嘉峪关一年之后的1979年7月，国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布《搜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规划》。1980年，当我看到这个文件时，我知道民歌可以大张旗鼓地搜集整理了。我立即对刘恩玉讲，可以下去搜集民歌了，以备以后出版之用。与此同时，我立即前往肃南县采风，经过一年的努力，加上以前搜集到的，共搜集到了200多首裕固族民歌，从中挑选唱150首，编成《裕固族民歌选》，1981年3月由嘉峪关市群众艺术馆油印问世。这个简陋的油印本共分五个部分，由我搜集整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裕固族民歌选集。

从1980年8月开始，刘恩玉和赵永松两位同志就拿着我搜集的谱子，并按我提供的歌手的住处，下乡搜集材料（严格地讲是核对材料）。到1982年3月，他们完成了《嘉峪关民歌》，并油印了出来。《嘉峪关民歌》是以“嘉峪关市群众艺术馆民间歌曲采编组”的名义印出的，在这本油印材料中，只列出了民歌的演唱者，而并没有按照学术的规范和当时上级的规定列出搜集记录整理者以及每首民歌记录、整理的时间。在油印本的前言中讲“我们从1980年8月开始采集，采集了一百余首民间歌曲，选编成这个集子。在采集选编的过程中，五十多位民歌手，有关单位和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采集编选民间歌曲，我们仅是初步尝试，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敬希指正。”

2017年，《嘉峪关民歌》作为《甘肃民族民间音乐歌曲全集》中的一个部分被收入该书的第一卷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我们开始策划这部书出版之时，刘恩玉和赵永松两位同志都去世了，因此有关介绍嘉峪关民歌的文章，是由省里请祁殿臣写的。我在这部书的总序中说：它的出版“融资料性、学术性和欣赏性于一炉，使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民歌得以保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我希望今天嘉峪关市的音乐工作者能珍惜1970年代在嘉峪关搜集到的这些民歌，学习它们研究它们，一定会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和音乐创作有所裨益。 （本文原刊发在《嘉峪关政协》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