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是人类多灾多难的不寻常之年。6月4日晚22时，李西安先生于北京东方太阳城家中永远离开了我们！先生最后的时刻是侧卧，就像睡着了，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对于每一位深爱先生的人，噩耗来得如此突然！我作为李先生的关门弟子，近年来先生家人之外身边最亲近的人，接到了大量来自海内外的电话和信息，大家含泪询问先生离世的详情，并不得不万分悲痛地面对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
在大家心目中，先生就是儒雅、智慧、乐观、阳光、幽默的代名词。先生博学、敏捷的思维和谈吐，让很多人并不了解他真实的身体状况。早在1980年，李先生就因肾结核切除了右肾。为此，他在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就曾有人说过“李西安虽然只有一个肾，却干了几个人的活儿”；2005-2006年，因冠心病体内一共安装了6个支架；2012年例行体检时发现患哮喘，之后逐渐发展为慢阻肺；2016年11月又检查出了前列腺癌。2017年10月30日，李先生应邀到中国音乐学院参加他默默为之审校、编订长达10年之久的《马可选集》及“《马可选集》出版中国音乐学院和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席会议”时，会议还没结束便因身体不适提前退场。之后至2018年3月底，便是长达5个月、辗转4个医院的“五进宫”。更为不幸的是，我亲爱的师娘张鸿懿先生竟在先生出院的前一天驾鹤西归……如此沉重的打击，让先生身心交瘁，悲痛不已。但当我为先生办理出院手续时，他的主治医生，中日友好医院的郭改会主任却告诉我，“你的老师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大事！”其实，先生心里明白，他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说他每天都在用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收拾先生的遗物，翻阅先生留下的手稿、笔记，回想跟先生学习的岁岁月月，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
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音乐界每一位有担当的音乐家都在思考和探寻中国音乐新的发展道路。厚积薄发的李西安先生受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大趋势》等西方未来学理论的启发，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他深邃、独到的预见。从1982年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上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的五项建议》、1985年“当代音乐系列讲座”中的《中国音乐的大趋势》、1986年“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上《走出大峡谷》的演说、1994年第三届海峡两岸作曲家研讨会上的《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90年代初，李先生又在香港“国乐思想研讨会”上完善了他的“张力场结构”理论：“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中国与世界这些相互对立的两极中构筑一个巨大发展空间的张力场结构。”“两极之间距离越远具有的张力就越大，而两极之间的对立与互动，就会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并形成许多过渡类型的中间层次。”[ 《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之《文化转型与张力场结构》，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可以肯定地说，李西安的名字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音乐界的风雨岁月密切相连，就像学者对《中国音乐的大趋势》的评价，“30年后的今天，完全可以拿这十大趋势的标题，做一个30年中国音乐史。”[ 赵世民《预言是趋势 趋势是预言》，《音乐周报》201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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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西安先生“张力场结构”手稿
数十年来，先生对中国音乐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是在竭力拉开张力场的两极。为了“重新发现、认识传统”，他于1982、1983年成功策划了两届“华夏之声”音乐会，以“创作、理论研究、表演三位一体”的模式掀起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为推进以中国古老文化为根基的现代音乐创作中，先生除了1985年在中国音乐学院主持开设了国内首次介绍中外现代音乐创作的“当代音乐系列讲座”外，还在任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和《人民音乐》主编期间，通过对《人民音乐》的改版，新增了长期被禁的“现代音乐”和“通俗音乐”栏目，同时作为《人民音乐》主办方之一参与主办了叶小钢、陈怡、瞿小松、许舒亚、郭文景、何训田等青年作曲家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并于会前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会后在“青年音乐家”专栏刊发评论文章予以大力宣传。
对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先生早在1982年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又提出“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具有两大特色，一个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一个是新兴的交叉学科”，[ 《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之《新专业系列论证会主体论证》，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并于1988年主持召开了“中国音乐学院新专业和新学科论证会”，对音乐工学（包括计算机作曲和音乐音响导演）、音乐教育、音乐治疗、艺术管理、音乐图书情报、艺术嗓音医学、音乐文学等7个新的专业和学科进行了论证，奠定了这些专业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基石。但对一些始建于建国初期的老学科，由于先生的提前卸任，使重新论证的计划未能实施。尽管如此，先生仍然坚持研究中国音乐教育体制的建设，并站在21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和对高等专门艺术人才培养的高度，在《当前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潜在危机及其出路》一文中对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尤其是代表国家专业艺术教育最高水准的部属高等艺术院校教育教学如何革除现有的弊端，在改革中抓住生存、发展、繁荣的契机，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 《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
作为音乐理论家，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同样是先生最倾注心血的领域，特别是其中的“两极”——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二十世纪80年代初，先生对青年作曲家们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涅槃而后生”式的融合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如今，中国现代音乐在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中蓬勃发展，先生早年的预言已成为了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现实。而在张力场的另一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却是格外冷清！对此，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代音乐日新月异，容易引人关注，而传统音乐研究要做拓荒者，艰苦而不易出成果，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涉足！”但研究传统的意义是“为了认识过去，更是为了创造未来！”[ 刊于全国首届旋律学学术研讨会文论辑编《旋律研究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
先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方法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恩师姚锦新先生。[ 参见赵仲明：《姚锦新与<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音乐研究》2020年第4期。] 姚先生“早在美国师从艾斯勒的时候，就受到了民族音乐的启蒙教育，懂得了作曲家必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生长，必须把现代作曲技巧和民族音乐相结合。”[ 《学业的导师 为人的楷模——为姚锦新教授七十寿辰而作》，《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 遗憾的是，姚先生研究中国音乐的理想和抱负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李先生坚定地继承了姚先生的事业，而且一走便是一生！
事实上，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1962年，先生与军驰在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开设了“民族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1964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同名专著；1985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中国民族曲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曲式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先生却发现了中国音乐的奥妙不在曲式，而是旋律。旋律学中不但包括曲式，还涉及美学、观念和各种音乐构成要素与音乐风格、表现之间的关系。从旋律学层面研究中国音乐才能从微观至宏观，更为全面、深入、立体地揭示其精髓。由此，先生的研究开始从曲式学拓展至旋律学。
在李先生的学术视野中，《八板》及其变体家族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初，在姚先生家的一次聚会时，蓝玉崧先生“中国的民族器乐曲实际上大多来源于《八板》和《六板》”的一句话，使先生开启了潜心研究《八板》及其变体的艰辛历程。数十年里，先生搜集了曲名与《八板》相关，板数、句式结构与《八板》相关（曲名与《八板》无关），旋律中局部运用了《八板》素材（曲名与句式结构均与《八板》无关），以及曲名与《八板》相关但实际作品与《八板》无关的七、八百首（段）《八板》及其变体的乐曲，并按乐种分类整理成册，逐一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研究笔记。毫不夸张地说，先生的手稿摞起来足有几十公分高，其丰富、翔实自不待言。当先生郑重地把它们全部交给我整理成书时，我由衷地感到了这份嘱托的神圣与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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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先生《八板》分析手稿
先生是一位十分勤奋、严谨的学者。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他总是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发现，有时甚至不惜否定自己：
“四十八年里，我对《阳春》的分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1963年，我以一般作品分析的方法包括动机（核心）发展的方法分析，根本不通；二、1978年至2006年，我改为按《八板》通行模式（八句加4板、“合1”、“合2”）分析，还有很多错，不断修改；三、2010年4月16日，我终于在分析平湖派《阳春古曲》时发现原来纠缠不清的【道院琴声】该怎么分析了，找到了4个落宫音的“合2”（而不是原来分析的落徵音的“合1”）以及倒装第一、二句与《八板》的关系，忽然感到一下子都顺了。”
XA，201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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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来源于李西安《八板》研究札记，未发表，其中的“XA”是李先生对自己简称。]
在先生身边工作，除了学习，更能从点滴细节中耳濡目染先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先生做学问总爱寻根溯源、刨根问底，即便是一首短小的民歌，也要剖析至极。我在写《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一书中的“节奏、节拍、速度”章节时，有关“节”“奏”“拍”“板”“眼”的字义与词源，先生也总是要求我必须从中国的历代辞书中一一查证。
先生走后，当我含泪收拾先生的遗物时，面对着先生生前整理的各种简报、论文、读书笔记与手稿，以及书架上对各类图书细心的分类、编目、索引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模糊了视线，先生是一位何等严谨、何等一丝不苟的学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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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李先生简报
三
作为教育家，先生既是教师，更是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先生最与众不同的是善于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因材施教，为每个人合理规划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作曲家谭盾先生曾多次说过“如果没有李老师，哪里会有我！”这句话除了代表他自己，也道出了很多因受教于先生的点拨、支持而重塑人生的成功人士对先生的感恩之情。感恩先生“在八千公尺设下自己的帐篷和铺下的石子”而最后登顶，感恩先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使自己在宏大的张力场中实现了自我。
李先生对待教学与做学问一样精益求精，从启迪智慧到字斟句酌地写文章，先生对我的教诲都让我铭记一生。先生常说：“鲁迅教青年人写文章，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掉所有多余的字。”先生批改文章爱用红笔，师娘曾幽默地以“如同‘牛市’”来形容先生批文的风格与精细。不得不说，我有幸做先生的嫡传弟子，从2007年被收为关门弟子至先生离世，能一直陪伴在先生身边，亲耳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深得先生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幸福！
四
作为音乐活动家，“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场”为“所有的星辰运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中的多个交汇点也留下了先生的足迹。
先生策划了多项大型音乐活动和音乐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国歌剧之魂”大型晚会（1986），首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与演唱比赛（1988），首届中国乐器国际比赛（1989），“呼唤诗神”世界名诗交响音乐会（1997），“但愿人长久”中国千古名篇吟诵音乐会（1997），“让世界倾听澳门”——2005国际华语歌曲创作比赛，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2009）等。策划录制唱片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风雅颂——为诗经谱曲》CD2张（1984），其中的13首作品被选入《中华古诗词名家吟唱》由中国唱片公司出版（2015）；策划被誉为“活着的阿炳”的著名潮州筝大师杨秀明个人独奏音乐会，并出版《梵音胜彼世间音》CD（1992）；应新加坡风格音乐出版有限公司策划创作和录制《唐风》和《宋韵》CD（1993）；策划华夏室内乐团“中国民族室内乐系列”音乐会，由香港雨果公司出版该团第一张CD《婆罗门引》（1996）。1985年，先生不仅在《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民族音乐的种子》一文中倡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从孩子做起，[ 《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而且还率先垂范地主编出版了为小学语文课本部分古诗词谱曲的《儿童唱唐宋诗》（1985）、《配乐古诗鉴赏》（1991），《儿童中国民乐品赏》（CD与导读）（2011年获新闻出版总署优秀出版物一等奖）等音像制品。
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对中国大陆的音乐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远在香港、新加坡的民族音乐界也从中受益。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特意专程到京聘请先生为香港中乐团的音乐顾问，参与该团的发展、策划和重大比赛、学术研讨，以及对乐团声部首席和一些重要部门对人员考试与聘任；新加坡华乐团也把先生聘为该乐团的艺术咨询委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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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先生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而在身边汇聚了很多老朋友、大朋友和小朋友。在东方太阳城社区，他是德高望重的李老师；在家中，他是师娘兄弟姐妹们心中地位最高的大哥以及晚辈们崇拜的叔叔、姑父、姨父；即使是在医院就诊，主治医生也会尊敬地把先生称为“李老”；而保姆陈姐则以“永远都是为别人好，从来没想过自己”来评价先生；青年古琴演奏家黄梅在学业最困惑的时候，甚至把先生当成了她倾倒心理垃圾的“垃圾桶”……
事实上，先生还是一位热爱生活的厨艺高手。同样也是在整理先生遗物时，我发现了一本先生亲自一笔一划写就的菜谱。每当师娘的学生来家里上课或是亲朋好友来访，先生都要亲自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款待大家，当经先生改良过的罗宋汤、土豆沙拉、糖醋小排、清蒸白菜等大获好评时，先生总会微笑地告诉大家每一种佳肴的配比、步骤和烹饪要点，如同他做学问和搞研究一样，有章有法，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然而，念此茫茫，斯人已去，逝者如斯。此时此刻，除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太多太多值得我铭记一生的教诲以外，电脑前唯有孤独的我，泣不成声，泪水如注。但我确信，先生一定会把自己化成一盏明灯，在天上为我们照亮前进的航程，继承着他未尽的事业砥砺前行……
敬爱的李西安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赵冬梅：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曲式与作品分析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第十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曲式与作品分析教学团队带头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理事。2023年，她与李西安老师合著的《中国传统曲式学》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三届“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